

这项工作构建了一个基于现有肽合成设备的自动化并行小分子合成平台,将2290万规模的可计算化学空间约束为具有明确反应路线的可执行化学空间,并通过CCR2前瞻性虚拟筛选、自动合成、结合实验和细胞功能实验,展示了从计算命中到活性拮抗剂的快速推进流程。

虚拟筛选已经能够在数百万乃至数十亿分子中寻找候选配体,但筛选结束后,真正限制项目速度的往往是候选化合物能否快速合成和验证。本文提出COMBINAUT平台:作者整理715种实验室现有砌块,将八类药物化学常用反应转化为自动化程序,枚举出2290万种最长可在32小时内并行合成的分子。针对CCR2变构口袋,研究从虚拟库中选择100个候选,成功制得78个,验证出9个结合物,并进一步获得两个具有细胞活性的CCR2拮抗剂。论文的价值不只在于自动合成速度,更在于它把反应可执行性提前写入虚拟筛选空间,为计算设计、实验验证和迭代优化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接口。
过去几年,虚拟筛选的规模增长极快。
通过GPU加速分子对接、机器学习代理模型、片段或合成子分层搜索,研究者已经能够探索数亿甚至数十亿个候选分子。但计算规模扩大并不意味着实验发现速度同比提高。虚拟筛选得到的候选仍然需要经历采购、合成、纯化、质量控制和生物实验,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让计算端节省的时间重新消耗在实验端。
作者在论文中给出一个直观背景:虚拟筛选的实验命中率通常低于20%,不少研究甚至低于5%。这意味着,为获得少量可靠结合物,往往需要合成和测试数十至数百个计算候选。商业按需合成虽然扩大了可筛选空间,但交付周期通常以周计算,多个设计—合成—测试—分析循环叠加后,项目仍然可能持续数月。
因此,这篇论文处理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怎样再提高一点对接分数,而是:
能否让虚拟筛选所搜索的每一个分子,都预先对应一条实验室内可快速、并行和自动执行的合成路线?
这使研究重点从单纯扩大虚拟库,转向协调三种空间:
COMBINAUT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尝试缩小这三者之间的断层。

传统虚拟筛选流程通常可以简化为:
商业数据库 → 分子对接 → 候选排序 → 下单或委托合成 → 等待交付 → 生物实验
这一流程面临三个问题。
数据库中标记为可合成的化合物,通常只意味着供应商拥有对应反应模板和原料,并不意味着每个组合都已被实际制备。具体订单仍可能因反应失败、原料缺货、纯化困难或稳定性问题而无法完成。
常见的合成可及性分数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SA score或类似指标只是在结构层面估计分子是否容易合成,并没有为每个候选指定反应物、反应顺序、设备程序和纯化方式。
一次对接筛选可能在数小时至数天内完成,但商业按需合成和运输往往需要数周。如果首轮候选活性不足,第二轮结构优化又会重新经历同样的等待周期。
因此,真正需要优化的不是单次筛选时间,而是整个DMTA循环:
Design → Make → Test → Analyze
其中Make通常是最难通过增加计算资源来直接缩短的一环。
虚拟筛选评分并不是结合自由能的精确求解。蛋白柔性、溶剂效应、质子化状态、构象熵和非特异性作用都可能导致假阳性。
当真实命中率只有几个百分点时,一个平台能否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制备20个、100个还是500个候选,将直接影响项目发现可靠命中的概率。
现有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这类平台的优势是化学空间巨大、反应模板成熟、使用门槛较低。研究者可以直接针对REAL、Galaxi等空间开展大规模计算筛选。
问题在于,化合物并不位于研究团队自己的实验闭环中。合成排期、运输、价格、订单失败和原料状态都难以由项目团队控制。
自动化流动合成、模块化反应设备以及高度集成的化学机器人能够执行较复杂的反应,但通常依赖专用硬件、精细工程改造和特定反应开发。
它们适合制备少量结构明确的目标,未必适合同时合成数十至数百个结构差异较大的虚拟筛选候选。
Direct-to-biology、DNA编码化合物库和微量平行合成能够获得很高吞吐量,但通常受到反应条件温和性、粗产物杂质、DNA兼容性或可检测浓度的限制。
这些方法更适合固定模板附近的组合扩展,不一定能够覆盖具有多个反应步骤和多样骨架的药物样小分子。
COMBINAUT选择了一条相对务实的路线:不重新制造一套高度复杂的合成机器人,而是改造实验室已经较成熟的平行固相肽合成设备,使其能够执行多类小分子药物化学反应。
COMBINAUT并不是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模型,也不存在神经网络结构、训练损失或端到端学习目标。它是一套由四个模块组成的实验—计算协同平台:
其中最关键的设计,是让虚拟库中的每个分子都与以下信息绑定:
因此,COMBINAUT所定义的并非抽象分子集合,而是一个由实验室库存和可执行反应共同决定的化学空间。
作者从多个化学实验室收集了五类砌块:
砌块类别 | 数量 | 主要用途 |
|---|---|---|
羧酸 | 185 | 酰胺偶联 |
磺酰氯 | 94 | 磺酰胺形成 |
Fmoc保护氨基酸 | 113 | 固相锚定、骨架和手性单元构建 |
伯胺 | 199 | 亲核取代、还原胺化和偶联 |
醛 | 124 | 还原胺化和杂环形成 |
合计 | 715 | — |
整理过程排除了重复砌块、不兼容的保护基组合、外消旋体以及过于特殊、难以组合扩展的结构。
作者还使用building-block rule of two进行粗过滤,主要考察:
这一规则的目的不是保证最终分子一定具有良好药代性质,而是避免多个偏大、偏油或极性过高的砌块组合后,系统性地产生超出常规药物样空间的分子。
随后,作者使用分子描述符和UMAP可视化各类砌块的化学分布,从不同区域选择代表性底物开展反应适用性测试。这里的UMAP不是预测反应成功率的模型,其作用主要是减少只在少量相似底物上验证反应条件所产生的偏差。
原文图2集中展示了砌块分布、代表性底物选择和各类反应的转化率,是理解COMBINAUT化学基础最重要的一张图。

固相合成的基本思想,是先将分子的一端固定在不溶性树脂上,然后依次执行:
反应 → 过滤 → 洗涤 → 脱保护 → 下一步反应
未反应的试剂和副产物可通过洗涤去除,固定在树脂上的中间体则被保留下来。与传统溶液相合成相比,它有三个适合自动化的特征:
但固相合成也有明确边界:
因此,作者没有简单把已有溶液反应直接搬到仪器上,而是先在手动固相体系中开发条件,再将其翻译为自动化程序。
作者优先选择了药物化学中高频、对空气和水分相对不敏感的反应。
使用HATU作为偶联试剂,将羧酸砌块连接到树脂上的胺基底物。代表性底物的转化率约为76%—95%。
酰胺键在药物分子中非常常见,底物和试剂体系成熟,是最容易迁移到自动固相平台的一类反应。
磺酰氯与伯胺或仲胺在THF和DIPEA条件下反应。代表性转化率约为43%—96%。
较大的转化率跨度说明,该反应虽然总体适用,但对磺酰氯电子性质、胺的亲核性和空间位阻较为敏感。
醛与胺先形成亚胺或亚胺鎓中间体,再由氰基硼氢化钠还原。作者使用乙醇、1%乙酸和NaBH₃CN获得多数65%—74%的转化率。
部分醛—胺组合几乎不形成产物,这预示着仅根据官能团匹配枚举组合,会高估真实可合成空间。
作者测试了两种亲核芳香取代策略:
第一种模式底物范围较窄,多种候选转化率很低;第二种模式表现更稳定,代表性胺底物转化率约为51%—92%。
这也是论文中非常诚实的一点:平台没有把所有形式上合理的反应都认定为可靠,而是根据底物范围重新调整可枚举模板。
将芳香硝基还原为胺,为后续杂环形成提供中间体。代表性转化率为59%—92%。
还原后的邻苯二胺类中间体与醛缩合形成苯并咪唑,代表性转化率约为54%—64%。
该路线能够增加骨架刚性和三维结构复杂度,但需要连续执行SNAr、还原和缩合,因此反应时间可达到31—32小时。
作者先引入溴乙酸形成电亲性连接位点,再与胺砌块反应。多数代表性底物转化率为53%—93%,但低亲核性胺可能完全失败。
这些实验说明,COMBINAUT并不是一个对所有砌块组合均有保证的合成引擎。它提供的是经过一定底物范围验证的反应模板,而非绝对的合成成功承诺。
作者将这些反应部署到一台Biotage Syro I平行肽合成仪上。
每个反应容器为带过滤结构的注射器,加入约60 μmol Rink官能化树脂。砌块和试剂预先配置为储备液,随后通过Syro XP软件编写自定义程序,自动完成:
切割后的粗产物进入标准化反相色谱纯化流程,单次方法约18分钟;产物馏分冻干后,用于后续生物实验。
作者为一次合成是否成功设定了三个标准:
需要注意,匹配的质谱峰和80%色谱纯度足以支持早期快速筛选,却不能完全替代严格结构确证。因此作者对代表性化合物进行了¹H NMR分析,并对最终优化分子重新制备高纯批次,使用一维和二维NMR确认结构。
作者首先制备了化合物4。该分子经过氨基酸固定、溴乙酸偶联、环丙胺亲核取代和磺酰胺形成等连续步骤,7小时内获得9.0 mg产物,分离收率36%。
随后又制备12个两砌块或三砌块组合的测试分子:
这一结果应当从两个角度理解。
一方面,平台确实能够使用同一类设备获得结构差异较大的小分子,而不局限于肽或简单酰胺库。另一方面,不同骨架的收率差异很大,说明自动执行并不等于反应化学已经完全标准化。
原文图3展示了自动合成—纯化—样品制备流程以及13个代表性产物,是判断平台真实化学能力的关键证据。


作者将已验证的反应按照可组合顺序连接,构建15种通用骨架模板。每个模板中的可变位置分别由对应类型的砌块填充。
例如,一个三砌块模板的理论规模可近似表示为:
不同模板使用不同砌块类别,最终得到约2290万个明确结构。其中约1730万个,也就是75.5%,符合Lipinski规则;不同骨架的Lipinski合规比例约为60.7%—99.9%。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不是2290万这个数字本身,而是每个分子都能追溯到:
这与先生成分子、再使用合成可及性分数进行事后过滤存在本质差异。
原文图4给出了反应能力、15类骨架和总化学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

作者选择C–C趋化因子受体2,即CCR2,作为验证靶点。
CCR2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与免疫细胞迁移和炎症过程有关。研究针对的是CCR2胞内变构口袋,而不是传统的正构配体结合区域。
对接结构来自配体结合状态的CCR2晶体结构PDB 5T1A。使用配体结合结构的优势是口袋边界和关键残基构象相对明确,但这也意味着方法尚未证明能够处理无配体结构、预测结构或高度柔性的隐蔽口袋。
作者从ChEMBL收集已知CCR2变构配体,使用AutoDock Vina生成结合构象,再通过PLIP识别蛋白—配体相互作用。
PLIP根据距离和角度规则识别:
作者统计不同已知配体系列中反复出现的作用模式,将其构建为加权相互作用指纹分数。因此,候选排序同时考虑:
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对接总分可能被分子大小和疏水接触驱动,而关键相互作用指纹可以增加靶点特异性。
但它也存在明显偏置:如果真正的新型配体采用与已知配体不同的结合模式,相互作用指纹筛选可能降低其排名。
论文主文没有给出每类相互作用的具体权重和全部阈值,因此不宜对评分函数的精确形式作进一步推断。
对2290万个分子逐一生成构象、对接和分析仍然需要较高计算成本。作者采用V-SYNTHES式合成子分层筛选进行加速。
其核心流程是:
对于三砌块分子,先保留其中两个真实砌块,将第三个位置替换为甲基、甘氨酸等小型占位基团。
这样,许多共享前两个砌块的完整分子可由一个代表性结构近似表示。对于本身只有两个砌块的骨架,则直接保留完整结构。
最终,2290万完整库被压缩为505,832个首轮对接分子。
对这些代表结构运行AutoDock Vina,并计算PLIP相互作用指纹。
对于排名较高且包含占位基团的结构,再枚举第三个真实砌块,生成完整分子并重新对接和评分。
作者估计,这种分层搜索相对于全库穷举对接提高了约30倍计算吞吐量。
筛选结果根据结构相似性聚类,约2000个候选结合构象进入人工检查,最终保留371个候选,再从中选择100个代表分子进行合成。
人工检查的原因非常具体:Vina和PLIP仍无法充分排除低质量构象,精度仍然有限,例如将高极性基团埋入疏水区域,但评分没有给予足够惩罚。
这说明COMBINAUT虽然实现了自动化合成,虚拟筛选部分仍不是完全自动决策系统。
完整筛选漏斗如下:
阶段 | 化合物数量 | 主要操作 |
|---|---|---|
可枚举组合库 | 22,900,000 | 15类骨架与715种砌块组合 |
V-SYNTHES代表库 | 505,832 | 合成子占位与分层采样 |
人工检查候选 | 约2,000 | 检查对接构象与口袋匹配 |
初步入选 | 371 | 综合评分、聚类和新颖性 |
进入自动合成 | 100 | 覆盖9类骨架 |
合成及纯化成功 | 78 | 达到质量、纯度和质谱标准 |
实验验证命中 | 9 | 放射性配体置换率≥50% |
深入优化系列 | 2 | 化合物21和25 |
细胞活性拮抗剂 | 2 | 化合物36和44 |
100个候选中有78个达到预设质量控制标准。
失败主要集中于:
这表明反应模板层面的可合成性并不等同于具体底物组合一定成功。未来平台需要的不只是枚举规则,还需要基于历史实验数据的反应成功率模型。
78个成功制备的分子在100 μM条件下进行放射性配体置换实验。若对标记配体的置换率不低于50%,则被定义为命中。
最终获得9个命中:
这些命中分布在5种不同骨架中,说明筛选结果并非集中于单一化学系列。
九个分子的亲和力表现为:
从药物发现角度看,多数分子仍属于需要显著优化的早期命中,但首轮即获得亚微摩尔结合物21,证明该工作流不仅能找到弱结合片段。

作者使用基于Morgan指纹的Tanimoto相似度比较命中与已知CCR2变构拮抗剂,最高相似度仅为0.30,整体范围为0.15—0.30。
化合物21保留了某些趋化因子受体变构配体中出现过的氯苯基磺酰胺药效团,但整体拓扑与已知配体仍然不同。这说明筛选能够保留已知关键相互作用,同时探索新的骨架连接方式。
命中分子的中位性质包括:
这些性质与CCR2变构口袋较小、较疏水的特点相符,但较高脂溶性也可能带来溶解度、非特异性结合和代谢稳定性问题。
原文图5完整展示了筛选漏斗、合成履约情况、单点置换实验和九个命中的剂量—反应曲线。
作者选择化合物21和25进行结构—活性关系优化。
根据对接构象,化合物21可能通过以下方式结合:
作者围绕芳环取代、疏水基团和酯尾部制备22个类似物。单轮平行合成只需约2—3小时。
较大的取代基、桥连结构和额外极性基团大多降低活性;间位或双取代芳环则增强了与Leu67附近的疏水接触。最终得到优化化合物36。
高纯度批次中:
相对于起始化合物21的0.9 μM,亲和力提高约4倍。

化合物25的对接构象显示:
作者首先改变丙氨酸和甲基环己基,但大多数改造降低活性。随后引入不同二氯噻吩羧酸砌块,制备11个类似物,整个平行合成过程约需5小时。
最终得到化合物44,高纯度批次的:
相对于化合物25的6.0 μM,亲和力提高约6倍。
结合实验只能证明分子能够竞争性占据CCR2变构口袋,不能证明它能在细胞环境中抑制受体信号。
作者进一步使用U2OS-CCR2细胞开展Tango β-arrestin募集实验。细胞先与候选拮抗剂孵育,再使用CCL2激活CCR2,最后通过报告基因荧光读出β-arrestin募集程度。
结果为:
细胞功能活性与放射性配体结合数据总体一致,说明两个分子不仅能够结合受体,还能抑制CCL2诱导的CCR2信号。
论文主张 | 主要证据 | 证据强度 |
|---|---|---|
常见药物化学反应可迁移到平行固相设备 | 八类反应底物范围、13个代表分子、NMR和HPLC-MS | 较强 |
平台可快速制备多样虚拟筛选候选 | 100个候选中78个履约,最长反应32小时 | 较强 |
平台能够发现新的CCR2化学类型 | 9个实验命中、5类骨架、低Tanimoto相似度 | 较强 |
自动合成能够加速命中优化 | 两个系列分别合成22和11个类似物,亲和力提高4—6倍 | 较强 |
平台适用于几乎所有可成药靶点 | 仅在一个具有配体结合晶体结构的CCR2口袋验证 | 较弱 |
平台优于商业按需合成 | 缺少同一候选集、相同条件下的时间与成本对照 | 中等偏弱 |
总体而言,论文对CCR2案例的证据链比较完整:
计算筛选 → 自动合成 → 结合实验 → SAR优化 → 高纯复验 → 细胞功能实验
但从单个靶点推广到广泛药物发现平台,仍需要更多前瞻性案例。
传统做法通常先建立巨大的结构数据库,再判断候选是否容易合成。COMBINAUT反过来从库存砌块、反应模板和设备能力出发定义化学空间。
这会牺牲部分空间规模,却显著提高候选进入实验的速度和确定性。
将合成约束放在排序之后,只能排除明显困难的结构;将合成路线直接写入枚举过程,则可以让每个候选天然携带实验执行方案。
对于生成式分子设计,这一思想同样重要:模型输出不应只有分子图,还应尽可能关联反应模板、原料和成功概率。
制备一个简单酰胺并不需要机器人。自动化真正产生优势的场景,是围绕多个结构位点同时制备一组匹配分子对,并在每轮实验后迅速调整。
本研究中,21和25系列的优化比首轮命中验证更能体现平台价值。
哪些醛—胺组合失败、哪些SNAr底物不反应、哪些结构改造降低亲和力,均可用于训练后续反应预测与活性模型。
当平台积累足够多的成功和失败数据后,可进一步采用主动学习选择最值得合成的候选。
约2000个对接构象需要人工检查,类似物设计也依赖药物化学分析。COMBINAUT自动化的是实验执行,不是完整的科学决策。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当前平台更接近高吞吐量药物化学执行系统,而不是无人干预的自驱动实验室。
CCR2案例使用高质量、配体结合状态的晶体结构,并且口袋中已有已知配体可用于提取相互作用指纹。
对于以下场景,平台效果仍未得到证明:
因此,论文证明的是CCR2条件下的可行性,而不是跨靶点普适性。
虽然所有分子都符合预定义反应模板,但100个候选中仍有22个未达到履约标准。
失败具有底物组合依赖性,说明目前的库枚举仍主要基于官能团规则,没有充分建模:
未来需要为每个组合分配反应成功概率,而不是仅给出二元可合成标签。
2290万听起来很大,但与十亿级商业按需空间相比仍较有限。更重要的是,其多样性受到以下因素共同约束:
如果某类理想CCR2配体需要平台之外的环化、交叉偶联或复杂立体化学,虚拟筛选从一开始就无法发现它。
Vina与PLIP不能可靠排除所有错误构象,约2000个候选需要人工检查。
这会带来:
下一步应引入构象质量模型、极性环境匹配、应变能和不确定性评估,降低人工筛选负担。
作者为提高吞吐量,允许纯度不低于80%的样品进入早期实验。这一策略适合快速排查,但杂质可能:
化合物36在中等纯度和高纯度批次中的结果较接近,但化合物44的 (K_i) 从4.8 μM变化到1.0 μM,说明纯度和定量误差确实可能显著影响活性估计。
作者通过高纯复验和NMR确证降低了最终结论风险,但并未对全部九个命中进行同等强度的结构和纯度复验。
论文根据对接结果解释Lys311、Phe312、Leu67和Arg138等残基的作用,并据此设计类似物。
但没有共晶结构、冷冻电镜结构或系统突变实验直接验证这些结合模式。因此,SAR与对接解释相符,并不等于结合构象已经得到实验确认。
研究尚未给出:
因此,化合物36和44应被视为细胞活性的早期工具分子或先导起点,而不是已经具备开发价值的候选药物。
论文清楚报告了反应时间,但没有系统比较:
在同一批100个候选上的总成本、人工工时、纯化时间、失败率和端到端交付时间。
因此,平台显著缩短反应执行时间是可信的,但究竟能将完整DMTA周期缩短多少,仍需更标准化的经济性分析。
未来的超大规模虚拟筛选不应只返回高分结构,还应同时返回:
也就是说,合成系统不只是筛选完成后的服务部门,还应参与定义计算搜索空间。
COMBINAUT已经积累了底物组合、反应条件、转化率和失败数据。随着数据增加,可训练模型预测:
成功合成反应模板、底物、条件、设备
这一概率可直接加入虚拟筛选目标:
综合效用预测活性合成成功概率实验信息价值
这比简单的对接分数排序更接近真实药物发现决策。
平台每轮不仅产生有活性的分子,也产生:
这些数据可用于持续更新对接重评分模型、反应预测模型和候选选择策略,使下一轮优先合成最有信息量的分子。
生成式AI常能产生结构新颖、预测得分较高的分子,但新颖性越高,越可能超出已有反应模板。
COMBINAUT提供了一种现实思路:让生成过程在由砌块和反应模板构成的空间中运行,或要求生成分子同时输出可执行合成路径。
这会限制结构自由度,却可能显著提高从生成结果到实验验证的转化率。
完整闭环至少还需要:
COMBINAUT已经自动化了Make环节,并部分连接Design和Test,但尚未实现无人工干预的闭环学习。
这篇论文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作者又枚举了一个千万级分子库,也不是获得了一个纳摩尔级化合物,而是它重新处理了虚拟筛选中长期被低估的接口问题:
计算筛选出来的分子,如何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被真实制备、测试并继续优化?
COMBINAUT通过715种现有砌块、八类自动化反应和15种骨架模板,建立了2290万规模的可执行化学空间。针对CCR2的前瞻性案例中,平台从100个计算候选出发,制得78个化合物,验证出9个结合物,并将其中两个系列优化为具有细胞功能活性的拮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