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NA mutation
↓
突变位置
↓
蛋白质结构位置
↓
功能结构域/结合界面
↓
蛋白质功能改变
↓
肿瘤发生
↓
临床表型/治疗反应过去大量 TCGA、ICGC 等研究告诉我们:
哪些基因经常发生突变。
例如:
但是仅仅知道:
TP53发生突变
是不够的。
因为一个蛋白质往往包含多个不同的功能区域。
例如受体酪氨酸激酶:
胞外结构域
→ 配体结合
跨膜结构域
→ 信号传递
胞内激酶结构域
→ ATP结合、磷酸化
所以:
同一个基因不同位置的突变,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生物学后果。
突变的功能不仅取决于基因,还取决于突变残基在蛋白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
文章提出:
如果能够研究癌症突变在蛋白质上的“空间分布”,就可以发现这些突变真正影响的功能。
因此,他们不再把蛋白质看成:
A-B-C-D-E-F-G-H-I-J而是:
突变
↓
┌─────────────┐
│ 蛋白三维结构 │
│ │
│ DNA结合区域 │
│ │
│ 配体结合区域 │
│ │
│ 蛋白核心 │
└─────────────┘即:
从线性基因组突变 → 三维蛋白质突变。
首先整合:
139,818 名患者
18+ 肿瘤类型
↓
获得大量:
然后过滤:
最终分析:
173 个癌症相关基因。
没有简单地:
“哪个位置突变多,就认为哪个位置重要。”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因为某些DNA序列本身就容易发生突变。
例如:
DNA序列背景
↓
局部突变率不同
↓
某些位置天然容易突变如果不校正:
很容易把“天然高突变率”误认为“癌症选择”。
构建了一个:
Hidden Markov Model,HMM
寻找:
Significantly Mutated Regions,显著突变区域。
这个模型不仅考虑:
还考虑:
也就是:
DNA序列背景导致的基础突变率。
同时考虑:
使用:
AlphaMissense
评价氨基酸位置潜在致病性。
模型还使用:
Poisson-lognormal distribution
描述大规模人群数据中突变数量的过度离散和长尾分布。
因此模型寻找的是:
超过“背景突变率 + 序列环境 + 其他协变量”预期的突变富集区域。
分析的“总流程图”。

整个过程:
139,818患者
↓
癌症基因组突变
↓
HMM
↓
显著突变区域
↓
173个癌症基因
↓
蛋白质结构映射
↓
功能结构域
↓
三维结构约束
↓
临床/多组学
↓
突变功能解释最终发现:
显著突变区域明显富集于功能注释残基。
missense:
p = 2.35 × 10⁻⁴
truncating:
p = 3.88 × 10⁻²
说明这些区域不是随机产生的,而具有明显生物学意义。

不同类型转录因子的突变集中区域不同。
例如:
突变主要集中在:
DNA-binding domain
也就是说:
突变
↓
DNA结合能力改变
↓
转录调控改变
↓
细胞身份/分化改变例如:
突变更多位于:
regulatory domains
而不是DNA-binding domain。
说明:
癌症可能不是直接破坏DNA结合,而是破坏上游调控、磷酸化、二聚化等过程。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
例如:
它们的突变主要集中在:
substrate-recognition domain
也就是:
底物识别区域。
例如:
正常:
癌蛋白
↓
SPOP/FBXW7识别
↓
泛素化
↓
蛋白降解
突变:
底物识别区域改变
↓
癌蛋白不能被正确识别
↓
癌蛋白积累
↓
肿瘤发生因此不是简单说:
“SPOP发生突变。”
而是进一步指出:
SPOP的底物识别界面发生突变。
这就是从:
gene-level
进入:
domain-level
再进入:
structure-level
的关键。
例如:
突变主要集中在:
catalytic domains
即:
催化结构域。
这些区域负责:
因此:
Mutation
↓
Catalytic domain
↓
Enzymatic activity
↓
Epigenome
↓
Gene expression
↓
Tumor phenotype论文明确发现染色质调控蛋白的显著突变区域主要落在催化结构域。
文章分析:
发现突变集中在:
进一步发现这些突变可能影响:
EGFR突变 → 蛋白结构 → 配体/药物结合 → 分子对接 → MD
分析继续问:
同一个基因,在不同癌症中是不是会攻击不同的位置?
答案:
大部分情况下相对保守,但存在明显癌种特异性。
72.5%的显著突变区域:
348 / 480
在不同癌症类型之间没有显著位置差异。
说明:
很多突变受到共同的蛋白结构和功能约束。
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例外。
肺腺癌:
主要是 kinase domain
胶质母细胞瘤:
更多是 extracellular domain
这说明:
同一个EGFR基因,在不同肿瘤中可能通过不同结构机制被激活。
这对精准医学非常重要。
传统上容易认为:
truncating mutation = 整个蛋白被破坏。
但是发现:
截短突变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基因上。
尤其是抑癌基因。
例如:
其N端和C端某些区域:
很少出现截短突变。
分析认为这与:
Nonsense-mediated decay,NMD
有关。
如果提前终止密码子导致mRNA被NMD降解:
truncating mutation
↓
mRNA被NMD
↓
蛋白无法产生但是如果突变位于:
NMD escape region
则:
truncating mutation
↓
mRNA仍然存在
↓
产生截短蛋白
↓
可能仍然具有部分功能因此癌细胞未必选择这种突变。
例如:
截短突变反而可以集中在:
C-terminal region
原因可能是:
C端包含:
正常:
蛋白
↓
C端降解信号
↓
泛素化
↓
蛋白降解突变后:
C-terminal truncation
↓
去掉degradation motif
↓
蛋白稳定性增加
↓
癌蛋白积累
↓
肿瘤发生很多突变在一级序列上看起来分散。
但是放到蛋白质三维结构上:
它们会汇聚到同一个功能表面。
例如:
一级序列:
突变 突变 突变
↓ ↓ ↓
───────────────
三维结构:
●●●
●功能●
●●●
三个序列上分散的突变
实际上都位于同一个结合界面这就是:
proteo-genomics 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突变集中在这些位置?
主要发现两类模式。
例如:
显著突变区域几乎都对应:
substrate-interaction sites
显著突变区域集中在:
substrate-recognition surface
突变热点靠近:
GTP ligand
突变区域直接面对:
DNA
也就是说:
突变直接改变“谁和谁结合”。
典型:
TP53
TP53突变不是主要集中在DNA结合表面,而是:
蛋白内部核心。
说明其机制可能不是:
改变DNA结合特异性
而是:
破坏蛋白质稳定性。
很多抑癌基因也表现出类似模式。
突变集中:
protein core
并影响:
protein stability / ΔΔG
同时还与:
有关。
因此:
可能:
影响蛋白相互作用界面。
更可能:
破坏蛋白稳定性。

进一步把结构特征整合起来:
结果非常有意思:
结构特征能够区分:
oncogenes vs. tumor suppressors
AUC:
0.856
其中最重要的特征:
特征 | AUC |
|---|---|
ΔΔG | 0.833 |
pLDDT | 0.838 |
solvent accessibility | 0.782 |
可以把癌基因突变机制大致理解成:
突变
↓
特定结合位点
↓
激活
↓
信号增强
↓
癌基因获得功能例如:
KRAS、EGFR、PIK3CA
突变
↓
蛋白核心/结构域
↓
稳定性下降
↓
蛋白功能丧失
↓
抑癌作用消失例如:
TP53、PTEN
这就是本文非常重要的:
不同癌基因/抑癌基因的结构性失活模式。
进一步验证:
这些“显著突变区域”是不是真的重要?
使用:
作为参考。
结果:
AUC = 0.82
AUC = 0.81
AUC = 0.85
而且:
显著突变区域排名前10%的残基,包含了大量数据库已经确认的致癌突变。
COSMIC:
62.4%
CIViC:
57.7%
ClinVar:
70.9%
这说明:
算法能够从没有直接使用这些数据库标签的情况下,重新找到大量已知致癌突变。
还比较:
发现:
传统 pathogenicity score 与本文方法回答的问题不完全相同。
例如:
更关注:
“这个突变可能是不是有害?”
而本文:
“这个位置是不是癌症中特别受到选择的区域?”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KRAS整个GTPase domain都很重要。
因此:
AlphaMissense可能给整个domain较高分。
但癌症中的真正driver mutation:
主要集中在几个hotspot。
例如:
KRAS GTPase domain
|----------------------------|
↑ ↑
hotspot hotspot所以:
“蛋白功能重要” ≠ “所有位置都同样是癌症driver”。
本文的优势就是识别:
cancer-specific mutation selection。

进一步问:
这些区域真的会产生功能后果吗?
他们分析:
结果:
显著突变区域相比非显著区域:
这非常重要。
因为说明:
SMR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突变热点”,而是真正对应肿瘤生物学功能的区域。

发现:
significant-region mutation
与:
patient survival
存在不同关联。
也就是说:
同一个基因
Mutation A
↓
significant region
↓
明显临床表型
Mutation B
↓
non-significant region
↓
可能接近未突变患者这说明:
“有没有突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突变在哪里”同样重要。
这一部分尤其值得关注。
例如:
TP53 significant mutations
↓
与多柔比星治疗后的较差结局相关。
ESR1 significant mutations
↓
与leuprolide治疗的PFS差异相关。
KRAS / FBXW7 significant mutations
↓
5-FU + leucovorin
↓
更差PFS。
KRAS significant mutations
↓
carboplatin + paclitaxel
↓
更差治疗结局。
而:
同一基因中的低显著性突变通常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治疗反应模式。
因此:
突变位置可能比“基因是否突变”更能预测治疗反应。
临床基因检测经常遇到:
VUS——Variant of Uncertain Significance
也就是:
这个突变发生了,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致癌意义。
传统数据库:
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
研究发现:
五个数据库中,只有 40.4% 的突变至少被两个独立数据库一致标注。
如果要求更严格的top-tier annotation:
只有 29.6%。
这说明:
大量突变仍然缺乏明确注释。
如果一个未知突变:
Mutation X
↓
数据库没有明确注释可以继续看:
Mutation X
↓
是否位于Significant Mutated Region?
↓
是否靠近功能结构域?
↓
是否位于蛋白结合界面?
↓
是否位于蛋白核心?
↓
是否影响结构稳定性?
↓
是否与已知致癌突变空间邻近?因此:
SMR可以作为VUS临床解释的额外证据。
不是说:
“SMR = pathogenic mutation”。
而是:
SMR提供额外的生物学背景,用于优先级排序。
论文明确强调:
这个atlas并不是用来直接给一个突变下最终的功能或临床结论,而是提供标准化背景,用于和已有生物学、临床及专家知识结合。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研究认为过去的癌症突变研究主要停留在:
gene level
例如:
TP53 mutated
KRAS mutated
EGFR mutated而本文推进到:
region level
进一步:
structure level
最后:
mechanism level
也就是:
Gene
↓
Mutation
↓
Significantly mutated region
↓
Functional domain
↓
3D structure
↓
Interaction surface
↓
Molecular mechanism
↓
Clinical phenotype139,818患者、173癌症基因中,大量突变形成:
Significantly Mutated Regions
例如:
基因类型 | 突变位置 |
|---|---|
转录因子 | DNA-binding domain |
受体 | ligand-binding / kinase domain |
染色质调控蛋白 | catalytic domain |
泛素系统 | substrate-recognition domain |
细胞周期蛋白 | degradation motif |
突变可能集中在:
癌基因:
更倾向于特定结合界面、调控表面和激活位点。
抑癌基因:
更倾向于结构核心、α-helix、β-sheet和蛋白稳定性。
显著区域突变与:
相关。
对于数据库没有充分注释的突变:
如果它位于SMR,同时处于关键结构域/结构界面,那么可以提高其进一步功能验证的优先级。
但不能直接把它定义为致病突变。
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浓缩成:
癌症基因组
│
↓
139,818 patients
│
↓
Somatic mutations
│
↓
┌──────────────┐
│ HMM模型 │
│ 背景突变率 │
│ nucleotide │
│ context │
│ AlphaMissense │
└──────────────┘
│
↓
Significant Mutated Regions
│
↓
┌──────────────────────────┐
│ 蛋白质结构 │
│ │
│ functional domains │
│ α-helix / β-sheet │
│ core / surface │
│ ligand binding │
│ protein interface │
│ DNA interface │
│ ΔΔG │
└──────────────────────────┘
│
↓
机制解释
│
┌─────┼─────┐
↓ ↓ ↓
激活 稳定性 相互作用
↓ ↓ ↓
Oncogene TSG signaling
│
↓
多组学验证
│
┌─────┼─────┐
↓ ↓ ↓
RNA/protein clonality
│
↓
临床
│
┌────┼─────┐
↓ ↓ ↓
生存 治疗反应 VUS解释基因组突变 → 蛋白结构 → 功能机制
癌症基因组/WES/WGS
↓
体细胞突变
↓
Significant Mutated Region
↓
单细胞/空间转录组
↓
确定突变发生在哪类肿瘤细胞/空间区域
↓
WT vs Mut蛋白结构
↓
结构差异
↓
候选药物/配体
↓
Molecular Docking
↓
PyRosetta局部优化
↓
GROMACS Molecular Dynamics
↓
RMSD / RMSF / Rg
H-bond / SASA
MM/PBSA
↓
突变对药物结合的影响
↓
耐药/敏感机制癌症基因组学告诉我们“哪里发生了突变”,而蛋白质结构告诉我们“这些突变为什么发生在这里、可能改变什么功能”。
利用 139,818名患者、173个癌症基因、18+癌种建立显著突变区域图谱,把癌症突变从传统的“基因层面”推进到了“区域—结构—功能—临床”层面。这些区域往往对应DNA结合位点、配体结合位点、催化结构域、底物识别界面、蛋白核心以及降解信号等关键结构;同时能够解释不同癌基因/抑癌基因的不同失活机制,并辅助解释数据库中注释不足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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