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把"有用"变成唯一度量衡,人作为目的本身的存在正在被系统性地遗忘。
2026年5月,一份署名教宗利奥十四世的《人类的伟大》震动互联网。不是因为它来自梵蒂冈,而是因为它说出了技术话语中长期缺席的东西:人的维度。
这份文件的核心判断并不复杂:当效率成为价值的终极衡量标准,人类开始把自己视为需要优化的项目,而不是需要关系的人。 这句话的重量,只有放在今天AI狂飙的现实里才能真正掂量。
技术行业谈论AI时,最常用的词是"赋能""提效""规模化"。这些词不是坏事。但当它们成为唯一的叙事,问题就来了。
今天的AI系统,从推荐算法到效率引发的裁员,从智能客服到绩效考核,底层逻辑高度一致——提高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最大化产出。人被数据化、被指标化、被优化。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劳动异化,是人在劳动中失去自己;而今天正在发生的,是更深的存在异化:人开始用机器的标准要求自己,用算法的逻辑理解世界。
这不是某个公司的选择。这是整个技术范式的内嵌逻辑。

通谕开篇用一个圣经比喻点明了技术发展的两条路径。
巴别塔:人类想修一座直通天堂的高塔,结果语言混乱,彼此不通,最终散了。追求统一,却走向分裂。这是效率至上路径的终极意象——目标宏大,但以人的分散和失语为代价。
耶路撒冷:城墙倒塌后,人们一块砖一块砖地重建,在某种更高的同在下恢复共同体。不是通天,而是共建。
技术世界正在这两条路上狂奔。一条路把人变成数据节点,追求统一控制和最大效率;另一条路承认人的脆弱、差异和局限,在对话中建设有尊严的共同生活。
哪条路更可能? 答案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效率是谁的效率?收益流向谁?成本由谁承担?
通谕没有止步于批判技术,还指出了更深的结构性危险:AI权力前所未有的集中。
过去,创新由国家引导;今天,头部科技公司拥有的资源超过许多国家。这种"私人化"的技术权力,极难治理。教宗援引方济各的话:掌握知识和经济资源的人,拥有"对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统治力"。
这意味着什么?监管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监管是在现有权力结构上打补丁,而这份通谕的核心主张是:必须改变权力的结构本身。AI必须"解除武装"——从垄断控制中解放出来,向讨论和辩论开放,变得"人性化"。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一套真实可行的改革框架的前提:开放权重、强制透明、允许公共审计。
通谕用相当篇幅批判了超人类主义——用技术改造人类,让人变得更快、更强、更聪明,最终超越人类自身。
这个愿景听起来很美好,像是进化的下一阶段。但教宗指出了一个隐秘的危险逻辑:如果人是可以被完善的,那么"某些生命不那么有用"就变得可以接受。在优化的名义下,"必要的牺牲"开始被正当化。负担落在最脆弱的人身上——老人、病人、穷人、残疾人。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冲突:
两种逻辑不能共存。一个社会选择了哪种,人的命运就定了。
通谕第四章揭示了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问题:AI和数字平台正在系统性地模糊真假边界。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早就警告:极权主义的理想对象,是"那些对事实与虚构、真实与虚假的区别不再存在的人"。今天的信息环境正在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算法推荐制造信息茧房,深度伪造让眼见不再为实,情绪操纵优先于事实核查。我们正在失去辨别真假的能力,甚至失去辨别真假的意愿。
当真理变成可选项,正义就沦为权力的附庸。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民主的根基在被动摇。
通谕有一段专门谈未成年人保护。教宗没有把它当作技术问题处理,而是当作道德问题:
过早无监督地接触数字设备,对睡眠、注意力、情绪控制、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有时以悲剧性的后果"。
他列出的威胁清单值得记录:色情内容、暴力降级内容、诱导勒索和性剥削,以及AI操纵的图像和视频。
解决方案是"教育联盟"——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家庭共同承担责任,设定年龄限制,追究平台责任。不是把负担全推给家长,而是要求整个系统负责。
通谕结尾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你想活在怎样的社会?
教宗把它定义为"权力文化"与"爱的文明"之间的选择。前者追求控制、效率、统治,技术是增强力量的工具;后者承认技术可以是好的,但坚持技术必须服务于正义、团结、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圣奥古斯丁几百年前说过的话,放在今天依然锋利:两种爱建造了两座城。
《人类的伟大》提出的核心框架其实很简单:人的尊严不是AI的竞争对手,而是AI的前提。
技术不是中性的。它承载设计者的价值观,影响使用者的行为,塑造社会的形态。当我们把"有用"变成唯一度量,我们正在系统性地遗忘:人不仅仅是手段,人永远是目的本身。
这份文件的价值,不在于它来自梵蒂冈,而在于它说出了一段被技术话语长期排斥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