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AI背后，中美互联网产业的底层差异

用户12057812

发布于 2026-07-01 21:19:00

两个月前我预测了国内AI厂商的下一步是该做手机中国大厂的下一个选择该是AI手机，而非AI浏览器，一个月后豆包和中兴的手机上线了。然而困难总比机会多，手机上线一天被多款头部App限制使用，在豆包明确承诺“不调用第三方应用内容”之后，相关限制才逐步解除。

同期在北美，Shopify（给商家做独立网站的互联网服务公司）上线了新功能：商家的商品可以直接通过三方大模型（例如OpenAI ChatGPT）被展示、推荐，和完成交易。消费者不需要进入某个固定的电商App，只要在对话里提需求，AI 就能把合适的商品“带”到你面前。Shopify把这件事称为“Agentic Storefronts”，本质上是让AI 成为新的商业入口，商家不用考虑自己网站GEO的营销，Shopify帮他们把和大模型公司的商务和技术搞定了。

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美互联网的深层差异。同样是AI Agent，一个被当成新的交易基础设施，另一个却被严加防范。

另一个是我回国后的发现。国外软件非常注重建立自己的API体系，保证上下游服务都可以被标准化的集成（例如ERP软件与支付/收款软件的打通；ERP软件支持数据接口让下游数据分析软件可以轻易获取数据并分析），从而形成完整的生态闭环。回国前本以为这是所有软件厂商该有的标准化服务，回国后发现大部分国内软件的API支持很差，并不希望其他厂商与其深度集成，更希望让自己慢慢形成相应能力，形成大而全的产品体系全方位服务客户，类似案例可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谁动了企业的数据？从Celonis起诉SAP谈AI时代的B端困局。

中美互联网产业的开放性一直被讨论，今天我从历史展开，从更底层的信任、法律、商业化、文化的视角分析两边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一、中美互联网的历史

一切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让我们回看互联网的出生。

美国

美国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起源于军方与大学科研体系，一路走到1990–1991年由欧洲多国政府共同资助的国际科研机构发明HTTP / WWW。互联网是大家一起解决“怎么互联”的问题。协议是开放的，网络道路是公共的，没有哪家公司拥有它们。这也决定了美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更像一张公路网。道路属于所有人，平台是路边的服务区。这样的土壤上，API、插件、独立网站的自由文化健康茁壮地生长起来了。

Shopify 是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典型产物。它并不试图控制用户流量，而是为商家提供工具，让商家自己去面对市场、积累用户。AI在这个体系里出现时，升级自己的工具，让商家能更好的面对AI的冲击，完全不改变之前上（电商平台）下游（商家）的利益切分。

中国

1994年中国通过64K国际专线实现了与www的全功能连接。1994 年之前中国没有参与 TCP/IP、HTTP 等核心协议制定；没有形成类似 IETF 的工程师自治组织；对“协议属于公共资产”没有历史积累。中国互联网从未拥有和经历过那个阶段。

所以中国互联网并非放弃了“开放协议”的理想，而是在接入世界互联网的那一刻，就被现实问题压过了理想本身。接入即开战，1995–2003年门户网站和搜索之争：新浪、搜狐、网易，再到2003–2006 年淘宝、百度的崛起。

淘宝与eBay的竞争，背后是假货、欺诈、履约风险的挑战，平台被迫优先解决“能不能用、靠不靠谱”的问题，而不是“是否足够自由”。淘宝选择了把支付、评价、担保、客服全部纳入自己的体系，通过平台兜底一点一点积累起了互联网上的信任链接。从此，中国互联网走向了系统化、闭环化。速度、可控性和执行力成为生存本能。相比“自由连接”，更重要的是“能用、可信、能赚钱”。

二、是美国不想做 Super App，或者中国人不在乎隐私吗？

Facebook的扎克伯格多次提到想copy from China做Super App。中国个人用户对数据隐私似乎的确关注的不多，但企业客户却远比国外要关注数据安全，只接受本地化部署，对云端软件毫无信任。

辩证的看，无论是厂商还是用户，都经历着围城的事实。围城背后是双方被各自的制度环境和文明结构一步步推到了今天。

1. 信任

在美国，信任是一种可以跨平台流动的东西。信用卡体系、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制度，共同构成了一套“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美国平台不需要为每一笔交易承担最终责任。Shopify不用替商家担保，也不用替消费者兜底，它只需要把工具做好。

而在中国，信任更多是平台提供的。早期假货横行的经历，让用户习惯于把安全感寄托在平台身上。信任被绑定在平台内部，而不是协议层。这也意味着，中国平台必须为整个生态负责。一旦出现问题，舆论和责任都会指向平台本身。

拼多多的仅退款功能是平台话语权之大的典型。当豆包试图跨越多个App提供服务时，它并不只是一个工具了。已经看到大家对豆包手机的吐槽中包含了“如果它能控制支付，那的确太危险了”等类似的评论。

2. 法律

在美国，平台敢于开放的关键前提是法律上并未默认平台承担“最终责任”。自 1996 年《通信规范法》第230 条确立以来，互联网平台被视为信息的“中介承载者”，而非内容或行为的担保人。除非平台主动参与或明知违法行为，否则用户、商家、第三方工具的风险通常不会自动回溯到平台本身。这种责任切分，使平台能够将大量创新风险外包给生态参与者，从而形成以 API、插件和独立开发者为核心的开放体系。对 Shopify 这样的工具型平台而言，AI Agent 只是新的能力扩展，而不是新的责任中心。

而在中国，平台面对的是一种高度集中、持续叠加的责任结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算法备案、内容审核等制度，共同将“内容安全、数据合规、交易风险、社会影响”压缩到平台主体之上。在现实执行中，一旦发生问题，监管和舆论首先追问的往往不是“第三方工具做了什么”，而是“平台是否尽到管理义务”。在这种结构下，开放性直接放大法律与治理风险。

在一个责任高度集中的体系中，可控性本身就是创新的前提条件。风险规避成了国内平台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3. 商业模式

在美国，软件产业能够长期保持高度开放，一个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前提是：美国在工具型和基础设施型软件领域，付费本身就是产业链的默认共识。无论是云服务、SaaS、API 接口，还是开发工具，企业与开发者都习惯于为“可复用能力”付费。作为产业链中的一环，你为上游的 API 付费，同时也可以合理地向下游开放自己的能力并收取费用。正是这种清晰的价值交换，使模块化、开放接口不但可行，而且高效，整个生态因此能够持续运转。

相比之下，中国互联网在消费端长期面临“独立软件难以直接收费”的现实约束。在超大规模用户竞争与早期免费化路径的共同作用下，商业化通过流量变现来完成。平台由此演化为超级入口，流量成为土地，广告和抽佣则是地租。在这种结构中，AI 如果帮助用户跨越多个 App，把原本发生在平台内部的行为“直接做完”，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体验升级，而是在绕开入口、绕开土地，动摇平台赖以生存的商业基础。放在这个语境下，豆包更像一个未经许可的“外来导购”，平台的防御并非策略选择，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本能反应。

当软件无法被直接定价时，入口就成了唯一的价值锚点；而当入口成为价值本身，任何试图绕开入口的 AI，都会被视为威胁。

4. 用户

美国用户并不是不追求便利，他们只是对“中心化的便利”保持警惕。60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形成，其背后是反权威文化对权力和中心化结构的长期不信任。再加上美国互联网本身高度模块化，支付、身份、内容彼此独立，“多走几步”的成本其实并不高。相对的麻烦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自由成本。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甲壳虫乐队（beatles，也称为披头士），其中的灵魂人物是列侬，他对乔布斯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中国用户的选择逻辑则不同。长期以来，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平台知道了什么”，而是“会不会被骗、会不会买到假货、会不会出问题没人管”。平台通过数据和系统化治理，提供的是安全感和确定性。对大多数用户来说，这是一次理性的交换。拒绝数据共享意味着外卖不准、打车不顺、支付变慢、推荐失效。隐私并非不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便利和安全似乎更重要。

三、互联网产业的形态是文化的延伸

文化差异是我回国后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吃汉堡和吃米饭，爱花钱和爱存钱，数学好和数学差…但表象背后最底层的差异是我半年前突然领悟的。

两个答案的背后，是自由与稳定的根本性取舍。

对于西方世界，互联网是自由传统的延伸。从《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到《权利法案》对个体权利的确认，再到“有限政府”的政治哲学，几百年的历史反复强调一件事：权力必须被拆散、被约束、被放在离个体尽可能远的地方。互联网在这样的文明土壤中诞生。